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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期方盡，陜西秦俑博物館依然熱度不減。（新華圖庫/圖）

導語：中華五千年文明，孩子們還知道多少？這不僅是對孩子們的提問，也是擺在家長、學校和不同社會組織面前的挑戰。

(資料圖片)

剛剛過去的暑期，全國博物館上交了火熱的答卷。僅8月一個月，北京就有46家博物館取消“周一閉館”，以全面接待觀眾；廣東、山東等地博物館當月參觀總人數達到2019年同期兩倍多……與此同時的另一面，是大學新生報到季，高分入學考北大考古系的學子再次引發網絡上一大批“過來人”父母的惋惜，甫一入學就開始“操心”其日后的就業。

這聽起來是另一種“葉公好龍”。對歷史和文物的熱愛和鉆研，是陽春白雪，不切“生活”的實際，并不能作為終身的職業，但在培養下一代的時候，又總會含有對文化傳承和延續的期待。

當人們開始思考“中華五千年文明，孩子們還知道多少”，一個宏大的命題浮出水面，這不僅是對孩子們的提問，也是擺在家長、學校和不同社會組織面前的挑戰。

“打卡”熱潮背后的空白

這個夏天，擁有百年歷史的天津博物館第一次迎來訪客量井噴的局面。

三年以前，每天約有5000人走進這里，其中多是本地的歷史文化愛好者。但今年的熱潮尤其不同，暑假過后，天津博物館的年參觀人次已突破150萬，日均人流量是以往的3-4倍，其中有1/3是和父母一起來“打卡”的青少年，外地參觀者在節假日也占據主流。

天津博物館大廳，絡繹不絕的訪客。（受訪者供圖/圖）

擁擠的博物館，人潮像趕集一般在各個展品面前匆匆“打卡”，其中多數是走馬觀花的孩子和積極的家長。從未帶孩子到過博物館的家長，似乎已經在這波文化熱潮中落伍。

尤其近一兩年，“刷博物館”和游學旅行一同成為假期重要的親子活動。南京的李鷺是較早加入這波熱潮的家長之一，盡管孩子只有小學一年級，李鷺卻已經帶他幾乎走遍了南京的所有博物館，“平時每兩周去一個館，暑假就頻繁一點，每周都去。”

之所以把參觀博物館作為固定活動項目，當然有六朝古都文化氣息的感染，要培養孩子的綜合素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李鷺和丈夫曾經設想過一套復雜且歷時長久的培養計劃：每次參觀，都記錄下孩子最感興趣的展品，回家再查閱資料，給孩子講述展品的朝代和當時的知名人物，甚至可以安排實地參觀歷史都城或名人故居。但這個龐大的計劃并未真正實施，因為李鷺發現，這對家長的知識儲備量要求太高，“除非你是專業的，否則很難”。

家長們相信“開卷有益”，只要站在展品前面，孩子們或多或少都會學到知識。但這在大部分時候是單方面地熱衷。李鷺在博物館里見到最多的，是滿眼新奇卻無法保持專注的孩子，以及跟在他們身后嘮叨“快仔細看看！”“記住了嗎？”的大人。一次在南京博物院，難得碰上講解員帶隊，她卻看到一位母親屢次三番把自己的孩子往人潮里推，連聲催促“好好聽講”，最終孩子在急迫的氛圍中控制不住情緒，和母親爆發了激烈的爭吵。

“如果引導不到位，很容易讓孩子覺得自己是帶著任務來的。”李鷺能夠換位感受孩子們的心情，在這種走馬觀花式的參觀里，記憶是短暫的，“出了門就忘得干干凈凈。”父母所期待的，“讓孩子從小就對歷史產生觸動和共鳴”，也無從提起。

大多數孩子的歷史文化認知是靠死記硬背教材得來。宋旻去年剛剛結束高考，在他就讀的文科班里，最受推崇的學習方法是“默寫”。

“一張白紙，沒有任何參考資料，直接從古代史的第一個事件開始寫，哪一年發生了什么事，歷史意義是什么，一路捋到近現代史，能寫出十幾頁。”高考前宋旻把這些知識點默寫過不下三輪，“因為考綱是固定的，無論如何都不會超出教材。”

但在密密麻麻的時間表和“意義”背后，他們觸碰到的僅僅是歷史文化的表面。在《中國近代史》教材中，關于天津開埠的敘述僅有幾行，直到真正來到天津，看到那些帶有歐洲風貌的“洋樓”，宋旻才真正從中西融合的建筑風格里讀懂了“歷史意義”。

當下歷史文化傳承的最大阻礙也正凸顯于此：科普與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明顯的脫節，打了無數的卡，也仍難激發孩子們歷史觀和審美觀的共鳴。

兩難的局面

事實上孩子的求知欲始終未被滿足。即便兒子剛讀小學一年級，李鷺也非常清楚，在汽車、鐵道等主題博物館里，孩子更容易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，因為那些離生活比較近，“文物的科普還是太難了。”

面向孩子講解歷史尤其困難。李鷺盡量在看展之前做好功課，“至少要了解這個博物館的鎮館之寶，再圍繞展品找一些故事或短片，幫助理解。”即便如此，她也無法應對孩子天馬行空的追問。

家長最期待的當然是博物館自身一力擔負起科普重任，但現實中李鷺從未求助過講解員。一方面是講解員常被團隊參觀者“包場”，像她這樣帶著孩子的散客很難約到，往往只能租借電子導覽器；另一方面，展館統一撰寫的講解文稿強調知識輸出準確，生動性不足，“有時候連成人的理解能力都跟不上，孩子更聽不懂了”。

其實多家博物館的運營方已經意識到，講解文稿亟需區分年齡層做出調整和定制，譬如九成參觀者都由親子家庭構成的南京秦淮非遺館，副館長江楠正著手組織，在現有的講解文稿儲備基礎上，向青少年觀眾做簡化，尤其是小學低年級學生。

“我們希望的方向是，重點項目能夠用比較精華的兩三句話引發孩子們的興趣，再立足于一兩個知識點展開講解。”

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嘗試根據不同受眾進行講解稿的分層設計。（新華圖庫/圖）

這其中的工程量十分浩大。天津博物館宣傳教育部主任李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坦承，要把講解語言轉化成孩子能聽懂的話，需要極高的專業背景支撐，目前天津博物館還沒有具備這項能力的人才，所以沒有貿然實施。現在館方在招聘時，傾向于引進有教育背景的人，打算組成教育案例策劃的工作組。

“通俗地講，帶孩子是個技術活。”江楠表示同感。

問題的根源還是行業門檻的限制，專業從業者的招募和培養都耗費大量時間，博物館要走出人才困境，仍然需要較長周期的運轉。

不乏有第三方教育機構自行組織參觀團隊，由機構的工作人員帶隊進入博物館開展活動，天津博物館每天都會接待數個類似團體。這些活動對館內正常的參觀和講解難免造成影響，天津博物館正在醞釀出臺相關管理規定，要求第三方講解員持證上崗。

“第三方的講解內容，只要是規范的、正確的，也可以彌補博物館人力的不足。”

我國的博物館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設計。缺乏個性化講解方案、沒有專門面向兒童的策展、三方機構蓬勃發展……種種表面現象背后，是綜合素質培養版圖上缺失的最大一塊——館校聯動機制。

在理想的館校聯動中，應當由博物館推出面向學生的學習單，計入學分，由校方定期考核，進而督促教師帶學生到博物館游學。天津博物館一度撰寫過把博物館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體系的方案，但最終沒有實施。

“這不是我們一家博物館想做就能推行得了的，”李玫解釋，“現在也有學校老師從歷史或美術的授課需要出發，組織學生來參觀，但這是一種自發行為，希望有更體系化的手段推而廣之。”

盡管面對越來越多的低齡參觀者，博物館的服務多少顯得捉襟見肘，但運營者們已經客觀地認識到了困難，并急切地尋求改變，因為對孩子的科普教育與文化的傳承息息相關。需要借由博物館為載體讓下一代傳承下去的，不僅有有形的文物、文物背后的史實，還有諸多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它們疊加在一起，構成了深厚的中華文明。對文明的敬畏之心，是必須留在代代人骨子里的底色，那些無法復刻的文物與藝術，也必須盡可能完整地流傳下去。

秦淮·非遺館設有傳統非遺技藝手作、非遺美食手作、雨花茶體驗等豐富多彩的體驗課程。

“有些非遺項目的傳承人，可能只有一兩位在繼續維系著，即便如此，也不希望老祖宗的技藝在這一代手里斷絕。我們還在做很多積極的努力，革新自己的表達和項目的內容，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。”江楠說。

歷史的生命力

無論時代如何變革，過去的文明始終是人類進步的基礎。博物館——文明最重要的載體——在社會的發展中，正在不斷尋找新的文化傳承手段，完善科普教育體系，令歷史展現出蓬勃精彩的生命力。

成熟的博物館教育往往和校內教育深度結合，最常見的就是由校方定期組織學生到館參觀，館方負責提供一系列專門針對學生的科普方案。以知名的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為例，館方幾乎每周都舉辦面向學生的藝術創作、學術講座等討論課。而和人們普遍認知的“展品只能看不能碰”截然不同，很多科普項目運作成熟的博物館都積極提供和展品親密接觸的機會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“移動博物館”項目始于1993年，它為不同年級的學生提供整套包含展品、動手裝置、影像資料在內的學習設備，每個孩子都可以觀看、觸摸、體驗。30年來，已有超過700所學校的學生通過這種方式受到文化藝術的熏陶。

互動性同樣是國內家長對博物館提出的期待。“刷”過許多博物館后，李鷺坦言，低年齡段孩子的注意力的確難以集中，單純靠“聽講”很難達到科普目的，更有效的方式是近距離接觸展品。

“孩子們適合有趣味性的展覽。淺顯易懂、有互動性、有更多的游戲和體驗，才能讓孩子們在玩的過程中了解知識。”

對于小年齡段孩子而言，趣味互動或許比單向講解更容易接受。

部分博物館已經開始在觀展體驗上發力，沉浸式展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探索。幾乎每個到過南京博物院民國館的人都會對這里念念不忘，在以聲、光、電技術模擬出的歷史氛圍里，參觀者可以去郵局寄信，到藥材鋪抓藥，購買復古留聲機，身臨其境地體驗當時的社會風情。

天津博物館則是近年來努力嘗試互動科普的機構之一。今年8月，館內設置了為期一個月的主題科普展，將文物身上的“AB面”——文物背后的歷史和科學知識融入解謎游戲、互動體驗和研學手冊等形式中，孩子們可以在立體展板中充分享受互動的樂趣：康熙十二月花神詩文杯是可以轉動的，甲骨片可以像拼圖一樣拼起來，文字在數千年間的形態演變可以用積木來直觀展現……在互動體驗中，走進博物館應當看什么、如何從審美角度欣賞文物、千百年前的器具和現代生活有哪些連結點，不再令家長和孩子們感到茫然和盲目。

這是天津博物館與猿輔導跨界合作推出的科普創新項目“博物館新知計劃”，也是館方首次嘗試和教育機構合作。項目中最吸引李玫的點，也同樣是“跨界”——跨學科的知識傳播。

“我們選取的文物，可以和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語文等等知識相結合，線下的互動游戲也與此相關。每天都有好多孩子在展板那里寫生僻字、寫成語，的確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對文物更感興趣，我認為是相得益彰的結合。”

寓教于樂的科普裝置，將文物和知識串聯起來。

由于文物很難大批量移動，博物館作為一種教育資源，地域屬性相對強烈。如何在不同地區之間均衡資源，也是近年來業內一直探索的命題。跨省合作展出是近年來廣受歡迎的形式，譬如2023年，湖南省博物館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138件文物帶到上海閔行博物館，對公眾免費開放，吸引13.2萬人參觀。還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博物館，選擇將部分文物向二、三線城市的文化館、展覽館做托管，從而帶動相對薄弱地區的博物館教育。

博物館行業也在嘗試搭上數字化的高速列車。在天津博物館與猿輔導的合作科普項目里，推出了以館藏五件國寶級文物為基礎，結合文物科普和不同類型學科知識的國寶鑒賞課《文物也有AB面》。館方希望，通過線上的傳播，能夠讓這些鎮館文物最大限度地擴展科普覆蓋范圍，在普惠大眾的意義上，實現資源的均衡和教育的公平。

這也是猿輔導設計“博物館新知計劃”的初心：中國有超過6500家博物館，在這個龐大的文化領域里，孩子們接觸到的不過是九牛一毛，但浩如煙海的文物不只是靜態的陳列，幾千年的歷史有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。每個社會機構都有責任參與進來，完善博物館教育體系，為我們的青少年鋪開一條更容易走近歷史的道路。

文化的生命力，同樣通過文創市場“破圈”。故宮博物館的口紅、河南省博物院的考古盲盒、南京博物院的芙蓉石蟠璃耳爐冰箱貼……甚至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《國家寶藏》等電視節目，都可以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。

人們會發現，再厚重的歷史，也會乘上時代的浪潮，以盡可能樸素、親切的方式走近下一代年輕人。這是肩負著普惠教育責任的博物館的努力，也是想助力文化傳承的社會機構的探索。

當李玫放眼望去，展廳里滿滿的都是孩子，她感到欣慰，也感到壓力。博物館，這座連接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橋梁，還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人，是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每個從業者都在不斷思考的問題。

“博物館人的心中，始終帶著一份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感。”